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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情追梦的博客

那份对纯真的追求不减当年,那份对青春的痴迷更似当年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美丽岛事件(转自百度网)  

2009-08-12 05:54:54|  分类: 旅途留痕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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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“美丽岛事件”又称“高雄事件”,是台湾党外势力直接领导的、与国民党当局展开的一场有组织、有准备的政治较量。

  1970年代末期,台湾开始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运动,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反动的本土运动。由于经济日益繁荣,人民知识水平提高,对政治上层逐渐形成冲击,带来分权的压力,此时的反动者是结合政治和社会思想的行动者,通过群众运动要求更多的自由以及更平等的参政地位。此外在台湾的历史条件中,由于“反攻复国”政策逐渐失去现实性,只具象征意义,省籍问题在政治、经济和教育文化资源上的合理分配亟待解决,因此本土精英形成主要反对力量,本土意识渐成主要反对意识形态。

  1975年5月,《美丽岛》杂志社成立,由黄信介任发行人,许信良任社长,施明德任总经理,姚嘉文、林义雄任发行管理人,张俊宏仁总编辑,其成员几乎涵盖所有本土反对精英。8月,《美丽岛杂志》发刊,在信息相对封闭的环境中,此一充满异议色彩的政论刊物,立即受到高度的注意,销量激增,最多时发行量达8万册。该社旋即在全省各地广设十多个分社,吸收热忱青年,并借由集会、演说等活动传播政治主张。不久,《美丽岛》杂志社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政团,与执政当局在政治权利与意识形态上的矛盾迅速激化。

 1979年11月30日,《美丽岛》杂志与“台湾人权委员会”联合向台湾当局申请于12月10日在高雄举办纪念“国际人权日”集会游行,遭到拒绝。《美丽岛》杂志决定不理会台湾当局的态度,按原计划照常举行集会游行,并准备了一些木棍,以应付可能进行的镇压。他们还派出宣传车,沿街号召民众准时参加。

  12月初,《美丽岛》杂志社向高雄市警察局申请在扶轮公园举办世界人权纪念日大会,以借此举行群众大会,未获同意后该会决定仍按照原计划集会。9日,《美丽岛》人员驾车广播,号召民众参加翌日集会,遭警方直至扣留,双方发生摩擦。10日18点左右,《美丽岛》人员及群众三四百人,持火把绕街游行,遭大批宪警阻拦,周围群众愈聚愈多,双方僵持不下。游行负责人向宪警提出希望其撤走,以便外围群众得以进入。宪警不同意,并包围游行群众。游行人员于是企图强行突破封锁线,双方发生三次较大冲突。结果,宪警在木棍、铁条、砖块交加下受伤180余人。为避免事态的扩展,宪警遂施放瓦斯,进行镇暴,事件始渐平息。此一示威暴动后,主要街道已一片疮痍。

  考虑到集会原定地点扶轮公园已经被警察包围,于是临时决定改到另一开阔地区,但队伍却受到警察的阻拦,无法到达。黄信介、姚嘉文等就地发表演讲,与会3000多名群众情绪激昂,不断高呼“打倒特务统治!”、“反对国民党专政!”等口号。集会组织者再次出面与警方交涉,要求警察撤离,但遭拒绝。于是在集会结束后,以三辆宣传车开道,几千民众持木棍、火把开始游行。四周待命的警察上前强行阻拦,并用催泪弹驱赶游行队伍,民众则以木棍、火把、酒瓶还击,双方发生严重冲突。在折返杂志高雄办事处后,双方再次发生扭打,直到11时宣布集会结束,仍有不少民众不愿散去。军警用催泪弹、电棍等强行驱赶,冲突进一步升级。到11日凌晨2时30分,局势才趋于平静。这次冲突共造成双方近200人受伤

  13日清晨,在迅速完成部署后,“警备总司令”下令“调查局”、“刑事警察局”、“宪兵司令部”等组成的十五个小组同时袭各地展开逮捕行动,开始大规模收捕事件参与者,黄信介、施明德、张俊宏等共152名党外人士以“涉嫌判乱罪”被抓扣。1980年2月,“军事法庭”审理美丽岛事件,检察官指责黄信介、施明德、姚嘉文、林义雄、张俊宏等人密谋推翻当局,由于牵涉人员甚多,这项审讯受到国际传媒、美国政府、国会、人权组织的高度关切。为使审判过程公平公开,执政当局开放岛内外人士旁听,并同意被告委托律师辩护。审讯期间,被告等人在庭上陈诉其政治观点,律师亦以长篇报告详述“宪法”负于人民的权利,以致审讯本身形同公开的政治大辩论,并且巨细靡遗地刊在报纸上。此外,审讯不仅提供执政者与反对者再一次信念与力量冲击的舞台,也造成当局与国际传媒的紧张关系。4月18日,“军事法庭”宣布判决结果:施明德处无期徒刑,黄信介处有期徒刑十四年,姚嘉文、张宏俊、林义雄、林弘宣、吕秀莲、陈菊等处十二年有期徒刑。后黄信介改判十年,其余六人为八年。此外,尚有三十余名人士被控以公然聚众施暴,其中一部分被处以一至三年的有期徒刑

  毫无疑问,美丽岛事件在台湾战后政治发展史上具有分水岭的意义,象征经济发展牵动参政意识和信息的流通,军事政治发展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。受此事件后,台湾知识分子,怄气是本土知识精英在思想和政治上的结集更加迅速。美丽岛事件后,其辩护律师尤清、苏贞昌、谢长廷,家属许荣淑、周清玉、黄天福等人旋即填补空当,成为下一阶级反对运动的主要角色,在1980年代持续通过选举、群众活动、办杂志等形式扩张其影响力,冲击政治和社会体制,并孕育新的价值观念。在台湾中产阶级兴起成为稳定的社会力量的过程中,反对运动的扩展在骚动不安中又呈现着相对稳定的状态,若和平推进遭致镇压则易获得社会的同情和支持;过度诉诸暴烈手段则易遭受社会的责难。这种情况使得执政者和反对者在权力斗争的过程中,所使用的手段被迫趋于理性化和规范化,成为政治发展和法律的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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